《周易》和《诗经》在儒家经籍中是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书。所谓“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”；“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。”是汉儒对二科经学的分别评价。这种十分歪曲的评价，长期支配着中国的学坛经苑。南宋朱熹对《周易》和《诗经》提出了比汉儒稍为进步的看法。他说：“《易》为卜筮作，非为义理作”；“窃疑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诫；有本是平易浅近而今传证误为高深微妙之说者。”又说：“凡《诗》之所谓风者，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；所谓男女相与咏歌、多言其情者也”，“若夫雅、颂之篇，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。”他的见解，在破除汉魏以来儒家对两部古籍的穿凿附会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可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揭示《周易》和《诗经》的真相。清儒注重考证训诂，也大量搜集了古代解说群经的遗文逸义，但对于《周易》和《诗经》的研究成就不大。尤其是关于《周易》的著述，曲说多而义证少，臆见深而实学浅。他们对于《周易》和《诗经》二书的性质都缺乏明确的概括式解说。

把《周易》和《诗经》一同列人六经，始于汉儒。在先秦，《周易》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。孔子学《易》、赞《易》、占《易》、传《易》之说，完全出于汉人的伪托附和。不但孔子同《周易》没有任何关系（说详后），先秦诸子一般都不称引《周易》。显然，《周易》在战国时期并不占有什么重要的学术地位，也不是儒家和诸子注意的典籍。但这却无损于《易》卦爻辞的学术价值。这部书长期受到荒诞可笑的误解和曲解，而就它的内容与文体来说，却巧妙地反映了古代的历史动态和文化潮流。它的撰著并不很早，无疑受到其他经籍的影响，特别受到《诗经》的暗示很大。